一、外来曲种
　　传入宜昌的湖北曲种，主要有湖北大鼓、湖北道情、湖北渔鼓、湖北评书、湖北小曲、汉滩小曲、天沔三棒鼓、相声、单弦、快板、山东快书等。
　　清光绪二年（1876年）宜昌开埠后，宜昌港成为川鄂货物吞吐集散地。商业城镇茶馆的兴起，给曲艺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清光绪年间，便有襄阳人张衡山携二女子来宜献艺。主要在茶馆打鼓说书，讲评《说唐》、《三国演义》、《薛仁贵》、《岳飞》等历史故事。民国初年，又有四川人周培根、陈培基及本地人简豹等，或在茶馆、或在码头搭棚评书。上世纪30年代初，湖北小曲、湖北大鼓、天沔三棒鼓等先后传入宜昌。抗日战争前，宜昌花月楼、清风亭等茶馆及酒店，都有曲艺艺人的踪迹。艺人们多为街头流动卖艺，少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后来出现的“广寒宫”、“雅园”等相对稳定的书场，除打鼓说书外，亦有少数歌女卖唱。
　　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有不少大中型企业，由北方、南方城市迁至宜昌。这些企业的职工中，有一些是从专业文艺团体转业的，在企业文化活动和职工文艺汇演中，出现了各地的曲种，如相声、单弦、山东快书、天津快板、广西渔鼓、浦东说书等，丰富了宜昌的曲艺舞台艺术。
　　

　　善书  打鼓说书、湖北评书、湖北大鼓   说（讲）善书，唱善书，清时已流布宜昌各地甚至避里穷乡。光绪二年-光绪三十年（1876-1909年）宜昌县城镇盛行说书。另有资料引用旧体诗“两岸鼓声云外落，一溪琴韵月中传”，描述当时当阳县育溪、清平、官档、河溶、慈化一带“打鼓说书”的演出盛况。清光绪年间、襄阳人张衡山携二女子在宜昌城区茶馆打鼓说书。民国初年四川人周培根、陈培基以及本地人简豹（本名简陶春）等，或在茶馆、或在江边搭棚说书”。1932年，远安洋坪盲艺人张华清在当阳落户安家，陆续带出一批艺徒，其艺徒又收徒传艺，师徒活动遍及当阳各地并远至荆门、江陵、远安、宜昌。解放后在武昌参加“曲艺改革协会”的黄陂人陈文昊是1941年拜师张华清学“打鼓说书”的艺人。
　　1956年-1958年宜昌港务局船员（小火轮机匠）赵云华常以湖北大鼓形式参加文艺晚会和长航系统演出，并多次参加全省、全国职工业余文艺会演。1958年后各地相继成立文工团，在综合晚会和宣传、联欢演出中大都有湖北大鼓形式的节目。《大老王剃头》搬演尤多。
　　1958-1985年，因电台文艺广播和武汉市说唱团巡回演出，“湖北评书”-尤其是有“本头”（指脚本文字讲稿）的何祚欢式的红岩故事，是当时群众文化活动经常搬演的节目。这期间，一些城镇茶馆的说书艺人，也改公案、宫围、三国，封神、侠義之类的“说红书”、“评新书”；如《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全本或章节片断。
　　

　　渔鼓道情   清末同治年间，枝江董市镇乡绅张金山拜卖艺该地的天沔渔鼓艺人学艺，家道中落后，携子行艺谋生。清末民初，宜都人梁兴哉（斋）将天沔渔鼓传入长阳。有资料记述：1908年出生的长阳人郑廷海说，在梁之前（约在光绪年间），长阳就有渔鼓艺人的活动。现称“枝江渔鼓”，“长阳渔鼓”，当阳、宜都、五峰的“拍楠管”，均源于渔鼓、道情流布的影响。宜昌城区曲艺界，1955-1969年有民间艺人胡春芳、郑贵官等多人演出渔鼓道情的传统曲目。大跃进时期，全市城乡和全省各地一样，按通用的“湖北渔鼓”曲谱排练演出的各种内容的小演唱极为普遍。
　　

　　小曲（灯调、花鼓演唱）  各路花鼓调的传入，可朔至南宋。有大量的天沔小曲、灯调、花鼓演唱成为民歌或当作民歌传唱至今。木船运输时代，因“宜红茶”货运，随船而来的江浙佳丽的评弹曲唱曾抵达五峰古镇渔洋关。本市一般指曲艺类小曲为沔阳（天沔、荆洲）小曲，含湖南、鄂东的花鼓调，以及泗洲调，扬洲调，三棒鼓，三把刀，含灯咬唱，敲碟子唱等。有的小曲艺人兼及“小放牛”、“纺棉花”、“打花鼓”、“打花棍”、“莲湘”、“莲花闹（落）”等有对唱、夹白、帮腔的表演和各为“清唱”的京、汉、楚、川剧唱腔的演出。
　　1930年左右，宜昌开办“神州茶园”清唱小曲。1933年艺名喜枝的程德荣（1913-1965），由天门流落宜昌城区，在街头和茶馆演唱“汉滩小曲”。她与冬枝、春枝、香枝（一说爱枝）三姐妹，被列为“湖北小曲”的“四大天王”，红极一时，享誉湘鄂一带。程德荣解放后参加宜昌城区民间艺人组合的市曲艺队。1958年后多次应邀为省、武汉市专业曲艺团队传授小曲艺术。1964年受聘到湖北艺术学院，对声乐专业的学生讲课传艺。“文化大革命”之后，因艺人的流失，改行和离世，小曲便日渐衰落。
　　

　　快板  旧社会快板、数来宝，大都以艺行乞。宜昌本地多取其口彩、四言八句、百子歌套路用于礼宾司仪或穿插于婚嫁、寿庆、添丁打喜。店铺开张和年节恭贺之中。宜昌文史资料有文，称辛亥革命，共和之始，有易老么其人在城区大烟馆和沿街演唱“武昌反正”，“剪辫子”之类的时政消息，有人称他的演唱为“新闻报”。他嗜大烟以快板说唱维持生计。（每次收钱约铜板二，三十文），直至1920年病故。1948年临近解放和迎接解放声中，快板（多为打竹板，有的用本地方言）与北方秧歌、秧歌剧、腰鼓一样，在城乡迅速普及，其后“群活”、“快板剧”皆有演出。1958年前后，当阳、宜昌、枝江在业余演出中还有名为“宜昌慢板”（实为宜昌语音的天津快板句式）和“宜昌慢板”（以宜昌称“马泥光”的鹅卵石代替竹板）的节目，如1977年8月，宜昌地区农村业余文艺会演，宜昌市代表队参演并被评为优秀节目的就有慢板《评工分》。
　　

　　相声  解放前，传统对口相声多由商界，学界中的爱好者，各阶层的戏剧票友，驻军政工队、俱乐部演出。解放后，县直机关、银行、工交、粮食系统工会组织的晚会和学校联欢会上偶有表演。各地专业文工团成立初期也有一些自编的相声演出。
　　本市造诣颇深的传统相声艺人，人称“傅瞎子”，艺名傅连笑的宜昌城区人傅达科（1958年逝世）。他本为布店学徒，少年时出走天津，由习“文明戏”改学相声。先后在北京、武汉、沙市行艺。抗战时在重庆、泸洲、万县、涪陵等地卖艺为生。在宜昌演出以本地话的单口相声为主，也说唱数来宝、金钱板。1966年武汉市说唱团黄文化调入宜昌市说唱团与傅宜生搭档表演对口相声。1970年从武汉招收至长阳文工团的林茂（1940-1995年）曾师从湖北相声名家杨松林。1980年后在武昌搭班演出。
　　

　　双簧、独角戏、活报剧、小品  民国期间，城镇“文明戏”盛行时，双簧、独角戏常在公私立中小学校的游艺会、同乐会、迎新会和商会，同乡会的联谊会、茶话会上的余兴演出。活报剧与全国情况一致。在抗日宣传、反蒋、反帝，抗美援朝等时期流行。1958年后各地专业文艺团队纷纷公演多幕话剧，大型歌剧之时，滑稽小品类的“打岔”、“装聋”、“钓鱼”等传统套路，有时作“垫场”和置景时的幕间演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播映后，宜昌地、市、县历年组织策划的春节联欢晚会均有以普通话或本地方言演出的“小品”。因“小品”含介甚广，1990年后，宜昌文联副主席，曲协负责人何鸿森撰稿和辅导演出的“小品”，袭用“谐剧”旧称。上世纪80年代地区歌舞剧团戏剧队，曾策划演出哑剧专场。
　　

　　锣鼓词、三句半、对口词   锣鼓词在大跃进时期及学大寨、学大庆等活动中盛行，是由民间打击乐配合有韻文词的表演。“三句半”、“四句半”基层文艺演出和群众文化活动中常见，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爷爷、奶奶辈的老人都有节目参与并有舞台演出。这两种演出形式也用于企业庆典，超市促销宣传。旅游景点组织的团队，用锣鼓词迎宾或介绍该地的人之景观。对口词、群体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极为活跃，经红卫兵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广传热演，专业和业余团队在当时都有一些这种形式的节目。
　　

　　请音、金钱板、盆枝小唱  1876年轮船入川之前，长江航运划驳，木船来往时期，川船的停靠与滞留；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去“大后方”人士的“复员”和难民“返乡”，曾带动归州、香溪、三斗坪，枝江一带水陆码头和一些县镇川腔川味的清音，金钱板，盆枝小唱的交流与传唱。北洋政府时期，京韵大鼓、山东大鼓、河南、河北梆子等均有区域性的流布。有资料：宜昌市城区近郊珍珠岭的“桃园茶社”，曾邀北方鼓书演唱；旧时的民权路广场，有一位女艺人长期在那里演唱“梨花大鼓”。
　　上世纪60年代，国防科研单位和大型工厂内迁，“支援三线”以及“三三O”工程建设，由他们职工或单位的演出团队给宜昌带来了山东快书；天津时调，河南坠子，江浙一带，丹江一带的小曲等形式的演唱。有的节目也参加地、市、县晚会、联欢会、职工汇演和文艺调演。
　　宜昌市说唱轩和有的文工团有“口技”节目。有的文工团乐手练习过“擂胡拉戏”。市中心城区艺人望开科常在曲艺节目表演中以四胡、二胡代替人声答应和插话逗乐。由武汉调至宜昌港机厂的职工刘××在上世纪70-80年代，常以小号或与另一圆号，长号手合作，拟人声吹奏样板戏唱段，参加文艺晚会和群众文化活动。1956年《兴山民间艺人登记表》“丝弦曲艺”栏，，列有城关周福无，演艺特长为“拉唱”。展示“绝活”的拉钢锯（锯琴）在干部职工教师中也有人练习。